文化和旅游部新规将促进在线旅游规范经营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记者余俊杰)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重点规范在线旅游平台不合理低价游、大数据“杀熟”等不良经营行为。

据了解,此规定适用范围涵盖中国境内通过互联网为游客提供包价旅游服务及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娱乐等服务的经营者。

据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回应了近年来社会反映的热点、市场监管的难点、行业发展的痛点,填补了在线旅游领域行政规范的空白。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如果父母支不支持 那么孩子的求助往往可能就化为泡影,当真的看到了有一些案件过来的时候,心里还是蛮沉重的。

作为有着多年经验的司法社工,黄旦闻深知未成年犯罪由轻到重的发展过程。今年4月,她曾接触过一位因偷窃摩托车被刑事拘留的未成年人,而回望他的成长经历让人惋惜,幼年母亲自杀后,他与姨妈一起生活,随后逃学、夜不归宿、小偷小窃等不良习惯日积月累,如果早一点介入他的成长,他也许不会从犯错到犯罪。

根据规定,在线旅游平台经营者应当对上传至平台的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内容加强审核,确保信息内容安全;还应当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行政许可、质量标准等级、信用等级等信息进行真实性核验、登记,并定期核验更新。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通过他人之手的话,把这个情况反馈到了我们司法机关,这孩子也很勇敢。

2020年4月兰兰再次被猥亵,她偷拍全过程并上报村里。

在线旅游经营者应保障游客的正当评价权,不得擅自屏蔽、删除游客对其产品和服务的评价,不得误导、替代或强制游客评价。游客的评价应得到保存并向社会公开。

虽然目前民事诉讼的判决已经下来,但琪琪父母主张的刑事追责却难以推进。我国《刑法》规定,未成年人满16周岁才开始负刑事责任。尽管故意杀人等八类刑事犯罪,追责年龄放宽到14周岁,但作案时仅差两个月满14周岁的蔡某某,仍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群。在案发四天后,蔡某某由公安机关裁定,对其收容教养三年,当时,警方称这已经是法律框架内,对未成年的蔡某某做出的最严厉处罚。

上周六《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对收容教养制度进行改进完善,不再使用收容教养这一概念,将有关措施纳入到专门教育,而对大连那位杀人少年的三年收容教养,已经是最严的顶格处理,面对这不能更改的结局,相信很多人都会想:防范这样隐秘的犯罪,如何关口前移,尽早的发现他们呢?

时间回到去年10月,警方通报的案情中,10岁的琪琪,在从培训班放学回家的路上,被同一小区居住的13岁男孩蔡某某杀害,随后抛尸于家对面的低矮树丛中。这起未成年人杀害未成年人的恶性事件在当时引起舆论哗然,转眼十个月过去,琪琪妈妈始终难以接受,自己喜欢画画、懂事乖巧的女儿就这样离开了她。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强制报告制度试行以来,报告的责任主体最多的是我们的医疗部门。医疗等部门 在发现这样的一些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或者疑似遭受侵害的情况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同步也向检察机关报备。

“多少钱我孩子都回不来了”

在线旅游经营者违反此规定,为不合理低价游活动提供交易机会的,由县级以上文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琪琪母亲 贺美玲:有时候一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天天寻思孩子这个事,我下定决心,必须讨回一个结果。

本周五,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宣布,对于三名因打架斗殴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如果起诉,他们将可能被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不起诉的条件,是他们的家长需要和社工组织签署协议,在考察期内,他们必须在家中接受社工的心理和行为矫正。

据悉,此规定还增加了助力复工复产的条文,提出进一步发挥在线旅游经营者在目的地推广、景区门票预约和流量控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蚂蚁集团天枢安全实验室专家 王群:如果您选择实名举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加密的渠道,跟杭州检察院的后台系统进行实时对接,保证这个数据肯定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进行传输。对于像匿名举报这一些线索的话,设定一些必填的一些项目,会有一定指引引导,就是说必须得填哪几类元素。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 黄旦闻:如果在他2018年第一次有夜不归宿等这样的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学校、家庭有这样的发现报告机制,及时地介入那是否还会有后续呢,那如果在他2019年有第一次这样的盗窃的行为发生以后,及时做一个矫治的话,那他是否会意识到我自己已经违法了,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对我未来会有影响。让未成年人在第一次有不良,甚至严重不良行为发生的时候,甚至是他已经踩到了我们相应的底线的时候,我们社工可以来进行及时的介入,帮助他后续的不良行为的阻隔。

本周一,《新闻周刊》曾经报道过的大连10岁女孩被13岁男孩杀害的案件迎来民事诉讼的一审宣判,行凶少年蔡某某的父母被判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各类损失128万余元,而这位行凶少年蔡某某,如今正处于三年的收容教养之中。毫无疑问,这条新闻又再次引发人们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讨论,

一方面,施害者是未成年人,现行法律下蔡某某能免于刑责;但另一方面,受害者也是未成年人,琪琪的家庭也需要被保护。据琪琪母亲贺美玲表示,案发后,蔡某某父母就搬离了该小区。案发至今,蔡家也从未出面道歉。在此次诉讼中,既没有出庭应诉,也没有委托代理律师。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监护人未尽到监护义务,导致低龄未成年人从事严重犯罪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需承担侵权责任。沙河口区法院的判决中也提到,蔡某某的父母是其法定监护人,应当悉心教导蔡某某,但他们对蔡某某疏于引导和教育,以致其故意实施杀人行为,未尽到监护责任。目前,琪琪家人还在准备材料,希望继续追究蔡某某父母的刑事责任。

琪琪母亲 贺美玲:就是说你判我几百万,我孩子也回不来了,不是说钱就能买回一条人命。钱是人挣的,我花这个钱心里也不舒服。因为你给我多少钱我孩子都回不来了。

今年1月,杭州市检察院与支付宝安全中心,正式发布“检察监督线索举报—杭州”小程序未成年人保护专栏,兰兰一案中的县妇联,正是在媒体和系统内部宣传下得知该程序,通过文字、视频、定位等实时上报案件,并直达杭州市检察院。

上周六《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在这样的新闻背景下,防范惩治未成年犯罪的思路与方法都清晰了吗?让未成年人犯罪,不在隐秘的角落!

这起家庭猥亵案发生在浙江某县某村,村妇女主任将兰兰的举报上报给县妇联,妇联从县直接报给了杭州市检察院,证据被迅速固定,猥亵者很快被法律制裁。兰兰得到司法救助,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拿到第一手证据,首先得益于不久前,最高检等九部门联合试行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 黄旦闻:他将会有一个六个月到一年的考察期,在这个考察期里边我们社工就会全程的介入,提供一对一的辅导,主要是从他的行为的矫正,以及心理健康教育这几个层面,来给他提供相应的辅导。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杭州是一个互联网高地,我们在进一步深化强制报告制度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是不是能够以这个科技赋能的形式,能够助力我们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我们是想进一步拓展我们检察监督渠道,能不能有一个全民参与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支付宝的用户黏性比较大,另外一个用户的覆盖面也比较广。

蚂蚁集团天枢安全实验室专家 王群:传统的像是在12309的检察网,以及12309的电话一个投诉举报,对于民众来说的话,这个参与度是比较低的。其实就算是群众是有相应的线索,他也觉得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顾虑所导致的,我不进行举报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检察部门的话,相对来说接收线索是比较滞后的,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是想做中间的一个桥梁。

2020年1月,9岁女孩兰兰告知父母,自己被家人猥亵,但爸妈不信。

王群曾在检察系统工作8年,熟知证据收集之难,在他看来,强制报告制度要打消公众因报告泄露隐私而可能被打击报复的顾虑。徐萍及同事则在试图解决线索源于公安单一渠道的问题。

琪琪被害案原告律师 田参军:仅仅经济赔偿,或者经济的救助,不足以弥补受害方的这种心理的伤害。没有从责任划分上进行平衡,恐怕还是不够的。未成年的保护的话,主要是要做到均衡保护,不能单纯保护加害方,就是这些干了违法犯罪一方的未成年人的权利,也得均衡保护受害未成年人的权利。

为了追究施害方的责任,琪琪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努力。今年1月,琪琪父母就正式向大连市沙河口区法院递交诉状,以生命权纠纷为由,对蔡某某及其父母提起民事诉讼。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 黄旦闻:这就是我们一个派出所的审讯室。我们两位办案民警通常会坐在这两个位置,我们的社工坐在这边,我们的未成年人就在这样的椅子上面,我们就开始这样的一个询问我们也会告诉他,作为合适成年人,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能够让他知道,原来我们社工是站在他的立场,去维护他的利益,这时候他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琪琪被害案原告律师 田参军:法院这个判决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精神责任赔偿在普通的民事侵权当中。金额一般情况下不高,通常的话不超过十万块钱,但是这个案件法官考虑比较全(赔了四十万),一个考虑到蔡某某的侵权的手段残忍、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大。再一个我认为,因为蔡某某他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话就是对琪琪的父母造成的心理伤害更大。

社工不仅要起到抚慰和教育的功能,还会监督民警的审讯行为,防止出现刑讯逼供。如果案件进入侦查、起诉、审判等阶段,社工也会全程提供服务。但对社工来说,要想使得这些孩子真正迷途知返,就必须走进他们的内心,这往往需要漫长的建立信任的过程。

本周一,大连10岁女孩琪琪被13岁男孩蔡某某杀害一案,有了最新进展,受害女童琪琪的父母,终于拿到了大连市沙河口区法院作出的民事诉讼一审判决。施害者蔡某某父母被判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各类损失128万余元。

此外,在线旅游经营者应保护游客个人信息安全,不得滥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基于消费记录、旅游偏好等设置不公平交易条件,侵犯旅游者合法权益。

无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走向犯罪,大多都不是一步就跨进了犯罪的深渊,往往是由小错到大错之后又走向犯罪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当中就提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坚持分级预防,提前干预,将未成年人的偏常行为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等由轻及重的三个等级,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干预或矫正措施。的确,我们如何让那些只是犯错的未成年人不滑向犯罪的边缘?

徐萍所说的隐案即性侵猥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具有隐蔽性,兰兰一案属于熟人作案的典型隐案。有数据统计,熟人作案占比70%以上,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都能成为报警维权的障碍。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 黄旦闻: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去求助,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长期处在一个极不安全的环境里面,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值得被爱,因为他们没有被无条件的爱过。所以他们就不懂得如何去自重和自爱,所以这很容易去涉险。

在黄旦闻看来,派出所,是防止未成年人滑向犯罪深渊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关口。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常常因未满16周岁不予治安管理处罚,公安机关只能责令家长加以管教,这些很可能“无人问津”的“问题少年”也许就此错上加错。在上海市推动的“触法违警未成年人”转介社工试点中,民警接手未成年人案件后,如果家长等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应该通知社工作为“合适成年人”赶到现场。

这个民事诉讼的判决书,贺美玲等这个判决书等了整整快十个月了。

没有绝对的“坏小孩”

目前,杭州共发生涉强制报告刑事案件34件,同时还对制度落地不利者发出检察建议书14份,显然,只有长出“牙齿”的制度设计,才能让责任主体有报告意识,而科技赋能拓展多元渠道报告,也才能让更多人敢于更早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让未成年人免于继续被侵害的可能。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萧山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性侵女童的个案当中发现,前面两家医院,都没有及时把孩子的异常伤情,进行一个告知,在将孩子送往第三家医院进行救治的时候,我们的医护人员发现孩子的伤情异常。那么随即通过拨打电话报警,发现了这样一起隐案,从个案得到这样一个启发,说他们希望能够建立起这样一项强制报告机制。

琪琪母亲 贺美玲:有时候去孩子案发场去,头七八个月我经常去,天天给我孩子点个蜡烛,送个吃的啥的。因为现场离我家也不远,几分钟就到了。每一次有什么结果,我都会跟我孩子说一声,我不管她能不能听到,我都会告诉她。我家的店,从孩子出事以来店都停了。我经常不在家,哪都跑,我跟琪琪爸爸还有一些亲戚,头几个月时间什么事情都放下了,全心为孩子跑这个事。

隐蔽性的另一层含义即,因证据不全、保护未成年人意识不强等因素,行政机构等责任主体存在不予受理和报告现象。强制报告制度正是为了解决未成年人被侵害后发现难、预防难、取证难而加重侵害的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积极开拓更多渠道,让更多人以更主动的姿态加入报告行列,决定着强制报告制度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

简言之,任何人和责任主体,只要发现未成年人遭到性侵、虐待、拐卖等9类侵害或疑似侵害的法定情形,就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履行报案或举报职责。事实上,该项制度在被最高检等部门推向全国前,杭州市萧山区2018年4月已率先推行了该制度。

琪琪母亲 贺美玲:就是当天上法庭那时候,我心情就特别崩溃。法庭宣判那一刻,我心里就想着孩子,我孩子是怎么死的。